互联网企业资金流量大靠谱的前十大配资炒股公司，尤其要加强内部监督，强化企业高层和关键岗位的反腐责任，国家机关与民企需要共同发力，让民企反腐走上制度化轨道。
一名实习生多次大量重复领取餐食，单日最高领取13份。不仅如此，茶水间的零食柜也常常被他清空，行政团队放在储物柜里的物资，被他整盒拿走。2025年1—3月，他累计领取餐食154份。
9月4日，字节跳动企业纪律与职业道德委员会发布中国大陆地区2025年3号通报（以下简称“通报”），披露二季度员工违规处理情况，这起案例率先引发舆论热议。有人调侃这位实习生是“进货式”实习，通报称其行为属侵占公司资产，已责令这位离职的实习生退回违规所得。
与这起看似奇葩的案例一同公布的，还有更严厉的处理：共有100名员工因触碰公司红线被辞退，其中18人因涉刑事犯罪、恶意损害公司利益等严重情节被实名通报，8人涉嫌刑事犯罪已移交司法机关，同步行业联盟并取消期权。
近年来，互联网大厂持续反腐。近几个月，B站、京东、饿了么、完美世界等公司陆续公布员工的职务犯罪行为，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也在近一两年陆续公开通报员工商业贿赂、职位侵占等舞弊行为。
今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布的《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2020年至2024年，海淀区人民法院共审理涉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127件，涉案金额超3亿元，其中七成以上发生在互联网大厂，案件罪名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
为什么互联网大厂内部腐败问题在近些年愈发突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赵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传统个体户或小微企业中，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重合，员工是为了企业的利益工作，挖公司墙脚的情况并不多。但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大，管理层级变多，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逐渐分离，员工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脱节，这时候就容易滋生内部腐败。
因此，互联网大厂如何反腐，也成为大厂的必答题。
本文图/视觉中国
“平台软权力”腐败
账户封禁和解封、热搜置顶、加V认证、流量倾斜、文章捞回……这些看似虚拟的操作，被互联网行业称为“平台软权力”。根据白皮书的定义，“平台软权力”是互联网公司员工在网络空间里的准公权力，127起案件中，有39起案件涉及员工滥用“平台软权力”牟利，涉案金额超过6700万元。
赵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权力并不直接涉及资金、设备或人事等传统资源，但在互联网空间极具商业价值，易于变现。
海淀区人民法院通报了这样一起案例：郭某作为一家短视频平台的主播运营人员，负责平台账户的直播管理、账号维护等。2021—2022年，他利用管理主播的便利条件，为其管理的多名主播提供快速解封、快速加“白名单”等帮助，并向4名主播索要或收受钱款共计300万元，用于购房、购车、网络游戏、日常消费等。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昕栋用“小官巨贪”来形容互联网公司这样的贪腐现象。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相比于传统企业，互联网公司的管理方式更加扁平化，在快速扩张中大量下放权力。如果缺乏监督，这种短链路的决策就可能给基层员工创造寻租空间，尤其在关键业务部门，会出现“小官巨贪”现象。
吴昕栋进一步表示，“平台软权力”腐败通常跟数据、算法、流量等互联网平台的虚拟资源挂钩，它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因为有稳定的流通渠道和变现规则，被赋予了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
比如，某视频平台前员工李某与外部人员合伙成立公司，他借助手中权限，把流量投放倾斜给其关联公司的账号，从中收取好处费。目前，李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已被移送司法机关。
石某是一家互联网公司贴吧业务部的用户经理，日常负责产品设计和客户需求，这个岗位看起来普通，却让他接触了公司内部的虚拟财产。任职期间，石某引入某科技公司合作虚拟货币奖励业务，趁机非法收受现金608万元。同时操作多个贴吧账号，将虚拟货币套现并转入个人银行账户，侵占公司资产366万元。
不过，并不是在关键部门的员工，都有把“平台软权力”变现的机会。一位字节跳动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岗位职能是给某平台上用户生产的内容做推荐。他表示，在这个平台上，算法的推荐权力要远远大于他本人，“坦白说，捞油水的机会很少”。
9月4日，字节跳动企业纪律与职业道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大陆地区2025年3号通报披露了二季度员工违规处理情况，并明确提到，对于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的人员，移送司法，并同步至诚信联盟和反舞弊联盟。
供应链、招商是重灾区
7月24日，上海警方通报了一起互联网企业高管收受商业贿赂案：自2023年7月以来，上海某互联网企业前副总裁韩某等人在任职期间，利用职权为供应商获取优质配送区域提供帮助并收受贿赂，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30余次收受超过4000万元的行贿款物，并为掩人耳目将之分散存放于多处租住房屋内。
韩某即饿了么前CEO韩鎏。今年6月，其在上海办公室被警方带走。彼时，饿了么方面曾回应称，内部调查发现其涉嫌职务犯罪，并向警方主动报案。
经查，韩鎏掌管着饿了么的物流配送业务，具有确定供应商准入、清退、考评、补贴发放等职权。他帮助多家供应商获取了数十座大中城市的物流配送业务资格，并借此大肆收取供应商行贿款。
有考核不达标的供应商，曾向韩鎏等行贿得以保留资格；有想要改善经营状况者，通过行贿获取更多关照；另有供应商行贿后，获得相关业务资源倾斜，获得超出平台运营规则的便利。
可以看出，除了能接触“平台软权力”的员工的“小官大贪”，传统民企的贪腐行为在互联网公司也有出现，并有显著的互联网特征。吴昕栋说，从媒体曝光及司法实践看，互联网平台的招商、投放、供应链、内容审核这四个环节容易成为腐败高发区，其共性在于，权力边界模糊、技术操作留痕难、收益与流量直接挂钩。比如在供应链环节，除常规的供应商准入等寻租之外，还出现物流区域划分、数据篡改等行为。
而招商环节是“准入权寻租”重灾区，平台员工通常以降低准入门槛、提升类目权重等方式索贿或收受贿赂。
曾有一起案件，因犯罪金额之大，创下了海淀区人民法院近年来审理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之最，其本质就是“准入权寻租”。2017年，某大厂原餐饮主管高某以餐饮专家身份入职，负责餐饮供应商的引入、对接、日常监督、资金结算和合同续签等工作。三年间，他利用职务便利，向两家餐饮供货商索取上千万元好处费，为其在资金结算、合同续签等环节谋取利益。最终，高某因受贿罪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
杭州一家电商平台的普通运营人员王某，职位不高，但手握家具类官方旗舰店的入驻审批权。短短一年，王某收受商家贿赂高达9200余万元，他所审批通过的商家数量也远超正常水平，其中不少并不符合平台要求。最终，王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提起公诉。
互联网行业分析师张书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在多年前，就有电商平台曾被曝称，一些入驻商家会在周末邀请平台员工出游，以此换取流量倾斜或准入特权。他称，在互联网公司，执行工作往往靠个人，而相关执行标准并不总是那么明确细致，在可松可紧的空间下，就为寻租留下了余地。
反腐仍存在难点
为打击内部腐败，不少互联网大厂建立了内部纪检监察部门。阿里巴巴设立廉政合规部，百度成立职业道德建设部，京东成立监察部，腾讯则开设反舞弊调查部，专门负责调查和处理内部贪腐问题。
一位字节跳动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司每个季度会发布员工违规处理情况通报，还会让员工观看反腐教育片，做检测题。京东则是从2016年起设立反腐奖励基金，每年拿出1000万元奖励举报人，对举报的个人或合作伙伴给予5000元为起点的奖励，涉刑事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则从5万元起步。
在此基础上，互联网大厂之间又走向抱团反腐。2017年，京东、腾讯、百度、联想、小米等13家企业与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共同发起“阳光诚信联盟”，通过共享黑名单制度，让有“前科”的员工在联盟内企业应聘时“现形”， 增加有腐败行为员工的再就业成本，同时也震慑其他员工。
字节跳动在此次通报中就明确提到，对于涉嫌构成刑事犯罪的人员，移送司法，并同步至诚信联盟和反舞弊联盟。
不过，多位受访者指出，虽然反腐体系在不断建设，以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民企在处理内部贪腐问题时仍然面临难题。
如何发现腐败行为是一大问题。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魏景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传统线下受贿不同，大厂腐败通常在网络空间发生，手段隐蔽、交易虚拟，往往贯穿合同签订、数据操作等多个环节，不易察觉。比如上文提到的贴吧业务部经理石某受贿案，持续近7年，才因为匿名举报浮出水面；电商平台掌握旗舰店入驻审批权的王某，也是平台收到举报信后，才发现他的腐败行为。
赵军表示，就算公司发现了贪腐行为，如何查实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互联网大厂大多是民企，不具备国家机关所具有的侦查权，也缺少专业调查技术手段，内部调查时，在涉及员工个人隐私时难以把握尺度，调查取证难度高。
其中一个方法是利用大数据自查。张书乐称，互联网平台的优势在于数据量大，数据可追溯，比如某些账号频繁被推流，某一话题持续被删帖，数据往往会显示出异常。如果企业能加强这方面的敏感度，结合人工审核，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平台软权力”寻租。
2017年，字节跳动建立专用数据库，用一年时间导入业务数据，便于监察、审计部门检索，并由系统自动识别风险、推送给业务负责人。
不过，互联网公司不乏技术人才，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被一些人用于转移赃款。在查处过程中，追溯此类虚拟资产也是一个难题。魏景峰说，虚拟货币缺乏法定货币地位，交易规则复杂，特别是涉及跨国、跨平台的洗钱链条，企业在追赃维权时，赔偿往往与维权成本不成正比。
上文某短视频平台前员工冯某的贪腐案例中，冯某为了套现并转移，安排下属快速注册多家空壳公司，接收短视频平台支付的“奖励金”，又指使外部商户利用8个境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将骗取的巨额资金兑换成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再通过“混币”手法洗钱，“洗白”后的赃款再次被兑换成人民币，转回冯某等人控制账户。
据报道，案发后，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追回90枚比特币，让这家短视频平台挽回了部分损失。
不过，即便有的企业发现内部贪腐问题，出于担心产生对外合作、融资经营环境等负面影响的顾虑，也有可能会选择内部处理，因为企业始终是将平台效益放在第一位的，媒体对案件的报道、文书的公开，都可能会对公司的声誉以及公众形象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影响企业的效益。
民企反腐需走制度化道路
商业腐败案件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立案难”。
赵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长期以来，我国开展反腐败工作时，目标主要聚焦在与公权力相关的主体（如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上，对民企反腐的重视程度不足。
这种情况，既有经济犯罪案件相对复杂的客观原因，也与执法部门担心被质疑“插手经济纠纷”有关，由此，一些民企的腐败线索最终不了了之。
不过，法律制度的修订正在弥补这一短板。2024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二）正式施行，在7项条文修改中，有3项修改涉及惩治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腐败犯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资产罪。这3个罪名原本只适用于国企，如今覆盖到民企。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远煌曾参与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咨询会议，他指出，此前我国民企反腐主要还是企业自发性的，缺少国家层面的制度化推进，成为国家推进反腐的一个短板。修正案的出台表明在法律层面上，我国对公共领域和非公领域的反腐败协同推进，“短板正在逐渐补上”。
修订后的刑法实施已一年有余，修订条款在司法实践中落地如何？
最高检在今年2月的发布会上介绍，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1万余人，同比上升25％。3月，最高检进一步披露，2024年，共有3298名民营企业关键岗位人员因腐败犯罪被起诉。
吴昕栋说，修订后的刑法实施时间还不算长，从立案到起诉再到判决，通常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但从已公开的数据来看，全国检察机关对民企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明显提升，新规正在被快速应用，民企反腐的力度正在逐步加大。
今年9月，上海产生首例“民营企业高管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案”。据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消息，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吴昕栋预期，随着民企反腐意识增强，举报线索将会更多，司法机关的打击力度也会进一步加大。
不过，司法实践中仍存有一些难点。吴昕栋说，修订条款涉及的三个罪名的犯罪构成仍然不够清晰，比如“高级管理人员”“同类营业”“亲友”等关键概念缺乏统一认定，需要结合个案细化判断。其次，民企腐败案件往往伴随股东派生诉讼、合同无效等民事纠纷，刑事与民事在证明标准和追赃程序上存在差异，容易造成“刑事追缴不足、民事执行落空”， 影响企业损失挽回效率。再次，量刑幅度缺乏细化标准，对不同身份主体（如创始人股东、职业经理人）的量刑可能失衡，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
“未来需要出台更明确的司法解释，以及发布典型案例来固化标准，进一步推动罪名适用。”吴昕栋说。
他强调，民企内部反腐既需要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靠谱的前十大配资炒股公司，也需要企业自身构建廉洁合规体系。互联网企业资金流量大，尤其要加强内部监督，强化企业高层和关键岗位的反腐责任。国家机关与民企需要共同发力，让民企反腐走上制度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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